来源：凤凰生活

在广州中学任校长的6年里，吴颖民一直保持着每周听几次课的习惯。在学校的年鉴里，我们看到吴校长俯身观察学生手工制作陶艺作品的姿态，犹如农人端详新发的稻穗。这位经历中国教育改革完整周期的教育家，身上沉淀着基础教育领域罕见的双重基因——兼任大学和中学领导职务，执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7载，在教育领域已耕耘近50年。

作为广东教育界的泰斗，吴颖民校长是“建国60年对中国教育有突出贡献者60人之一”和中国“当代教育名家”荣誉获得者，堪称广东基础教育的领航人。

3个小时的访谈中，吴颖民校长39次提到“规律”，27次强调“生态”。他思维超前，既有知识分子的哲人气质又兼具创客精神，当我们讨论区域教育差距时，他直言“师资流动不能仅靠情怀输血”。这种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智慧平衡，恰是中国教育穿越周期的重要密码。

01

觉醒年代

从实验室到教育现场

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华附”）到广州中学，这位基础教育改革家亲历了恢复高考、新课改、AI革命三次教育范式转换，却始终保持着教育“守夜人”的清醒。当谈及AI冲击时，他提醒：“越是技术狂欢的时代，越需要锚定教育本质。”

1978年，正在农村中学任教的28岁的化学系高材生吴颖民站在人生分岔口上。华南师大的助教岗位与华师附中的教师职务同时摆在面前。彼时，一心渴望在大学继续学习深造的青年不曾想到，这个看似偶然的选择将开启他个人生命成长与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

从“被迫选择”到“使命担当”，于吴颖民来说，也是有过一番思想挣扎的，“当年被安排当中学老师时，老校长语重心长的忠告让我铭记至今。他说，不要小看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影响深远，学问大得很！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值得一辈子去探寻和开采；从受人尊敬的角度看，优秀的中学教师丝毫不比大学老师逊色。

老校长告诉我——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学问，而是扎根现实的耕耘。”老校长的话让吴颖民的教育观发生质变，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改革开放初期的校园如同思想熔炉，让一个追求学术象牙塔的青年，转向探索人才成长。“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华附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我们大胆推行学生自治，鼓励团委、学生会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教育活动，组织主题讨论和辩论，开展社会实践，让学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教育者的视野必须超越课堂，要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终身学习者。”

1983年，吴颖民在华师附中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作为先行先试的广东，学校更是观念碰撞与教育创新的前沿阵地，凭借对新事物的敏锐感知和出色的工作能力，33岁的吴颖民被提拔为华附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

升任副校长后，他在德育领域推动系列改革实验：让学生成为校园生活的创造者，让团委、学生会成为学校重大活动举办者，大力发展学生社团，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建立学校系列节日，如读书节、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等，1990年在国内中学率先建立了“农村社会实践周”，大力加强国情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在吴颖民的带领下，华附的学生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成为中学德育领域的全省标杆。

1996年，吴颖民升任华附校长，2000年起，吴颖民身兼华南师大副校长与华附校长的双重身份（这一双肩挑的身份延续了10年），这种特殊角色使他洞察到教育体系的深层断裂。“师范生在实验室能制取纯净物，却解不了育人方程式。”他推动建立的“问题反馈——课程优化”机制，让华附成为师范教育的动态实验室。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华附已开始信息化教学实验。

当师范大学还未意识到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时，华附机房里的中学生已能编写程序。“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反哺，而是重构教育生态。”吴颖民主导的“中学—高校”教研共同体，让华附教师参与编写了若干本师范教材，让中学在职教师有了更多知识更新和专业成长的机会，这种跨界融合催生出“三位一体”的教师培养模式。

02

双轨破壁

师范与基础教育的化学反应

P：您曾主导“双导师”制度的建立基于什么因素？

吴颖民：一般来说，刚从师范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毕业的新教师，要迅速胜任中小学教师工作并非易事。为加快新教师成长，我们为新教师配备双导师，一位是德育导师，一位是教学导师。德育导师负责指导新教师的班主任工作，教学导师负责指导新教师的教学工作，后来，教学导师还要指导新教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组织学生社团等。

华附和广州中学充分利用大学附中和毗邻大学的优势，聘请大学教师担任学校的兼职导师，指导中学教师做课题、开展科技创新和竞赛培训。这种大学——中学双向互动，既加快了中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又促使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教师熟悉中小学教育实际，优化师范生培养，还对及早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挥积极作用。正是这种机制，让华附一直走在轻负担、高效率、高质量的路上，也让华附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展现巨大的发展后劲。

P：您曾同时担任华南师大副校长与华师附中校长，这种“高校——中学”双重角色对推动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有何意义？

吴颖民：师范教育最大的痛点是脱离真实的中小学教育现场。高校与中学的互动，本质是教育链条的闭环。在大学任职时，我作为培养者，发现师范生培养存在“重学科教学、轻育人能力”的短板，课程设计不尽合理；而在中学，我作为用人单位，看到教师亟须创新思维与跨学科素养，知识面和沟通、反思能力不足。双向反馈机制由此诞生：中学作为师范院校毕业生质量的“检验所”，为大学提供反馈，大学则不断优化培养模式为中学输送具备教学、德育、科研、反思等综合能力的教育者。

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的命题，我们联合高校专家开展围绕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课题研究，开发了若干选修课和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学习跨学科思维。这种模式后来被写入师范生培养方案，实现了“大学——中学”教育的螺旋升级。

03

自主办学

在体制内寻找自由度和创造空间

P：华附的人才培养模式独具特色，最突出的特色您认为是哪些？华附成为大湾区顶尖中学成功的主因有哪些？

吴颖民：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注重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让学生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锻炼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但这里有一个前提：相信学生发展有无限可能，因而要充分相信学生，高度依靠学生。学校减少课时，提高课堂效率，鼓励教师用更少的时间实现更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学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余活动和自主发展空间，图书馆全天开放，学生可以自由借阅书籍、开展活动；学生还可以申请进入实验室做实验、进行研究。学生还可以申请某些学科免修，只参加考试。甚至可以申请跳级或跳科（到更高年级去听课）。

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不等于放任自流，同时要加强指导，做好学业规划、生涯规划，处理好个性特长与全面发展的关系。这种教育模式，让学生在中学时代就有了发现个人优势领域、发展个性特长的机会，培养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这也是华附毕业生对中学生活充满美好回忆、对母校充满眷恋的原因。

如果说成功的主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华附稳定的领导班子和一脉相承的办学理念，也是学校能够长期保持持续高位发展的关键。从王屏山、蔡汉平，到我接任，我们三位校长的任期加起来超过50年，我们一棒一棒接力，传承与创新并举，既保留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又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让老经验老传统成为包袱，  使学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P：作为广东唯一入选“建国60年教育贡献60人”的基础教育代表，您认为这一荣誉映射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哪些核心命题？

吴颖民：我以为，这个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长期耕耘在基础教育并有所作为的肯定，更是对华附在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办学业绩卓著的肯定。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时刻，要树立的榜样一定是勇于改革的典型。

华附的办学业绩和经验，涉及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德育创新、学校课程建设、促进学生轻负担高质量且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育人变革，涉及关注教师发展及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数字化校园建设，还涉及到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经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P：华附的“自主办学”模式被视为教育去行政化的典范，其核心经验是什么？

吴颖民：华附的成功，本质是“尊重规律”与“敢于突破”的结合。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顶住压力削减课时，将自习课还给学生，允许他们自主申请实验室、图书馆资源。这种“放养”绝非放任，而是以制度保障教师的专业能力——备课更精炼、课堂更高效，用“少而准”的教学激发学生的自主性。用现在的词语来表达，叫做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

当然，更重要的是时代赋予的改革空间。我任校长期间，华附连续17年由同一领导班子坚守理念，相信孩子，遵循规律，激发学生和教师成长的内驱力，反对急功近利，靠的是稳定的制度与文化传承。

从“资源均衡”到“精神共融”

P：您退休三年后，又受重托“出山”执掌广州中学，今天我们一走进广州中学，看到学校的各种软件与硬件设施，非常震撼。

吴颖民：我来的时候，就跟区里提出广州中学信息化必须全市一流，到现在信息化的投入接近一个亿了。第一年起，全校师生人手1台Ipad，无线Wi-Fi全校覆盖，广州中学既传承了一些华附的经验和做法，但是又从自己的学校实际出发，走创新之路。还有一点，我来广州中学很重要的一个理想，那就是广州中学要“实符其名”，它一定是有文化使命的，它要传承岭南文化、广府文化，要办出“广州味”。对于新校区的现代化硬件，我提出“让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转化为教育生产力”。但真正的名校不在于拥有高楼大厦，而在于是否有名师、能否为学生提供自由生长的环境生态，为此我们打造了四张名片：“智慧课堂”打破时空界限；“数字赋能”，让数字校园重构教育生态与师生互动；“追梦行动”是注重内驱力的德育范式；教师发展“第一工程”则直指教育本质——是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P：华师附中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顶尖中学，您认为其成功经验如何辐射带动湾区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另外在促进区域教育均衡方面，近年来有哪些创新补偿机制有效缩小了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教育资源差？

吴颖民：建立姊妹学校共享教研资源，组织港澳教师内地研修，我们一直在策划“湾区教育创新论坛”。硬件差距易补，师资鸿沟难平。我建议将服务乡村年限纳入职称评审体系。教育公平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让优质资源流动起来。我当年倡导的“5G+教育”项目，使粤北山区的孩子能实时参与华附、广中的科创课堂。当清远学生能方便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能实时与广州名师互动时，学校围墙自然消弭。

P：您如何通过华附以及广州中学的办学实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

吴颖民：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是我退休之后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我理解的教育协同，核心是同心协力、资源共享、和而不同。在广州中学，我提出“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精彩”，既延续华附的“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质的现代人”理念，又融入岭南文化的包容性。例如，保留粤语社团、广府文化课程，让学生在全球化中守住文化根脉。技术赋能则是另一突破口。我们率先实现“平板教学全覆盖”，用数字化工具打破时空限制，让偏远地区学生共享优质资源。但技术只是手段，真正的均衡在于师资流动——通过“结对帮扶”与在线教研，粤东西北教师也能触摸前沿教育理念。这几年，广州中学一直认真履行支教任务，每年都派出优秀教师到贵州毕节纳雍、广东韶关河源支教，也热情接待结对学校教师来校跟岗学习。

04

未来简史

教育者的终极追问

P：您退休多年，但退而不休，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发展，当前您最关注的教育议题是什么？对于“应试教育”和“素养教育”之间的矛盾如何调节？

吴颖民：当前，我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创新人才培养，尽管真正成为创新人才的是少数人，但是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实践能力，都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继续沿用过去一切围绕提高应试能力来培养人的那一套，应试教育是指以提高应试能力为价值取向和教育目的的教育模式，而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全面素养为宗旨的教育模式，全面素养就包括了应试能力。

实际上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应试能力培养，之所以要反对应试教育，是它的价值取向错了，培养目标是片面的，短视的，不可取的。我们今天讲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同样也要经历考试的衡量评价。但现行的考试制度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难以考察评价学生的道德品质、意志毅力、身心健康、个性特长等。以有严重缺陷和局限性的评价体系去培养人，显然是功利的、不负责任的，是要坚决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如何让青少年一代有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是我们现在基础教育的一个重大课题。创新精神现在讲得比较多，过去我们的教育可能比较关注是低阶思维，识记、理解、应用，现在应该提升到高阶思维，就是说要学会分析、学会评价，学会综合，当然最高境界是创新。优秀的创新人才怎么培养？如何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二方面，是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AI大火之前，我就非常关注。现在数字技术迭代太快了，数据意识和素养还没确立，通用生成式的AI又扑面而来。我想，要跟上数字化浪潮，当务之急是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专题式、速成式培训，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否则，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空话。

第三方面，是教育的绿色化转型。现在的基础教育，学生负担重，睡眠和体育活动时间太少，学校教育规定动作太多太满，学生没有学习自主权、选择权，大量刷题耗能低效，没有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所以孩子的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都问题不少。这种现象不改变，中国的人才培养就难以支撑创新型现代化国家建设。人才培养，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

P：面对“双减”与AI冲击，您认为教育的本质应该回归何处？

吴颖民：教育的绿色转型，是让成长回归“人性节奏”。当学生睡眠不足、体质下降，再高的分数都是饮鸩止渴。“双减”的本质是重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一方面是整顿校外培训，回归学校教育主阵地；另一方面是提升课堂效率、优化课外作业，加强家校协同育人，还给学生更多自由支配时间，把学生身心健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而AI的挑战在于重塑教师角色，再造教学流程。

“教育是点燃生命的火种”

在40多年的教育生涯里，吴颖民常与青少年学生尤其是天文爱好者讨论宇宙奥秘。当我问及“教育的终极目标”时，他说“就像恒星诞生需要暗物质参与一样，教育既要可见的知识传递，更要不可见的人格照亮。”这种诗性表达，暗合着他几十年教育生涯的底层代码——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守护教育的温度与灵光才是最人性的。

吴颖民的教育生涯，恰似一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的微缩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破冰，到数字化时代的范式革新，他始终相信：“教育不是雕刻冰冷的模板，而是点燃生命的火种。”当教育界热衷谈论“颠覆”“重构”时，吴颖民更愿用“进化”定义变革。

他的超前思维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穿行，恰如他的人生隐喻——既要做数字时代的弄潮儿，更要当教育规律的守夜人。如今，75岁的他仍以他名字命名的“吴颖民基金会”与大湾区论坛为平台，践行着“为一代人奠基”的理想——这或许正是教育者最浪漫的“终身发展”。